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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学荣: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  

2016-01-29 08:57:17|  分类: rck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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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学荣: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 - 华楷实业 - 华楷实业的博客

  很多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,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在有史以来,仅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,在30多年之前,尤其是在清代以前,中国人其实一直贫困,有人说古代中国是一个“自给自足”的经济体,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,在历史上,中国从来就没有“自给自足”过,一旦遇上水旱蝗灾,就会爆发大规模的饥荒,历朝历代都是如此,就算是号称鼎盛的唐朝,也爆发水旱蝗灾,也饿死整片整片的人。       

  也就是说,在历史上,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富裕过,这才是历史的事实。那么,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?对于这个问题,有人说是因为科技不发达。可是科技怎么样才会发达?其实是因为市场的刺激,科技才会发达。科技不发达不是穷的原因,而恰恰是穷的结果

  读到这里,我想朋友们心中有一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:古代中国人贫穷,关键原因是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、商业和贸易不繁荣

认识到这一点,可以说你已经把对脉了。但是,我们又可以继续追问下去: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发达呢?

 我的答案是: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普遍坚持“重农抑商”的错误经济指导思想,并在国家政策上限制工商业的发展。在历朝政府的压迫下,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活动,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,而是为了自家的消费,所谓“男耕女织”,只有当自家出现了生活盈余品的时候,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(赶集),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,人民不可能富裕起来

 那么历朝政府是如何压迫商业的呢?我举个例子,汉高祖刘邦。刘邦当上皇帝之后,说过一句什么话呢?他说:

“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,重租税以困辱之”

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它是说:我们这个国家的商人是贱人,我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,不准商人乘坐马车,并且我们要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,逼死这些不务正业的王八蛋,看他们还敢经商不!

 当然,这是演绎方式的翻译法了。那么为什么古代的中国皇帝要压迫商人呢?因为中国的皇帝认为:农民生产粮食,是“务正业”,商人是不生产粮食的,因此商人是“寄生虫”,是“不务正业”。他们认为:农业是本,商业是末,所以要“重本抑末”,一个人不种田、专门做生意,这种人是“舍本逐末”,要严加看管,你比如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他说过什么话呢?他说过这么一句狠话:

 “若有不务耕种,专事末作者,是为游民,则逮捕之”

 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: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,这种人就是“游民”,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。

 再往前看,就算是那位以所谓“开明”著称的唐太宗,也说过这样的话: “设此官员,以待贤士。工商杂色之流,假令术逾俦类,正为厚给财物,必不可超授官秩,与朝贤君子,比肩而立,同坐而食。”这话我就不译了,总的意思是:做生意的人是贱人、下等人。

  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,在这种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下,出台过一种叫做“贱商令”的东西,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压迫,对其穿衣、建屋、乘车等各方各面,都出台了歧视性的规定,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汉高祖刘邦,他就下过“贱商令”,规定:“贾人不得衣丝乘车”、生意人本人及子孙“不得仕宦为吏”

  此外,朱元璋还规定过:“农家许着绸纱绢布,商贾之家,止许着绢布。如农民之家,但有一人为商贾者,亦不许穿细纱”。还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经“禁商贩、仆役、倡优、下贱不许服用貂裘”

  象这种例子根本就是列举不完的,总之,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,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、压迫商人、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。可是问题又来了,这些当皇帝的,为什么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呢?

  对此,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:“禁绝浮华,劝课耕织,使民还其本,俗反其真,则竞怀仁义之心,永绝贪残之路。此务农之本也。”

 唐太宗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:只有使人民务农,人民才会老实本分,你要让人民都做生意去了,人民就会变贪,变贪了就不安分。实际上唐太宗还有一句言外之意,那就是:人民不安分,我的皇位就很难稳固。

  说到这里,读者应该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了,历朝历代的皇帝认为:全国人民都务农了,人人就吃饱了,人人都吃饱了,老百姓就本分了,都安分守己了,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了,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,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,国家就容易不稳定,局势就不好控制,这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普遍观念。

  正是出于如此,历朝历代的统治者,都对中国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,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,举个例子,明万历年代按察使应朝卿,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:

    “自税使纷出,而富商之裹足者,十二三矣。及税额日增,而富商之裹足者,十六七矣”

  应朝卿的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:在明万历年间,由于政府的苛捐杂税,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,竟然可以整整减少60-70%,也就是说,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产的境地。

  历朝政府不但在国内打压贸易,在国际上也打压贸易,你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“海禁”政策,就是一个典型,朱元璋说:“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”、 “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,必置之以重法”

 还有清朝中页的广州“一口通商”政策,其实就是变相的“海禁”政策,只不过是稍微开了一个口子。

  要知道,老百姓是不会思考的,在这种国家政策的指导下,民间就兴起了“当官光荣”、“经商低贱”的观念,你比如说“市侩”这个词,它本来是个名词,是古代的房产中介,但它在汉语中,竟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。

  所谓“士农工商”,古代中国的生意人社会地位最低,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,在这种国家政策指导思想下,社会上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价值观:当官才是成功,发财的不算

 这样的国策,将无数的中国精英关在了书斋之中,压抑了无数个可以创造财富的灵魂,所以古代中国人致富了之后,不是想着扩大自己的生意和事业,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,当时叫做“捐官”,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,也要穿着官服下葬,活着当不成官,死了也要过把官瘾。可见人的执念,是如此之大。

 大家还记得清朝中晚期广州的首富伍秉鉴吗?这人富可敌国,可是他就不喜欢别人叫他“伍老板”、“伍总”之类的,他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呢?他就喜欢别人叫他“浩官”,虽然我姓伍的这一辈子当不了官,但是起码你得奉迎我一下,叫我一声“官”,哄哄我,我才高兴。总之,什么都要沾个“官”字,才有面子。

 历代中国的抑商政策还导致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结果:因为政府打压商人,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,他们不会花心思去将生意做大,而是做什么呢?他们去买田。他们认为:做生意只是个手段,它不是我的事业,我真正的事业,是要么捐个官、过把官瘾,要么是用挣来的钱购置田产。富人们你这么干,我也这么干,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。所谓地主阶级,就是这么来的。

  所以在“重义轻利”的古代中国,稍微有点才华的青年才俊,都远离了市场,他们都念八股文、考科举去了,所谓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就是这么来的。问题是这群读书人毕竟也是人,是人就有贪欲,所以他们一旦考取功名、当上官老爷之后,权力在手,心中的贪欲就复苏、并开始膨胀,所以他们开始盘剥富户、压榨商人,四处敛财,久而久之,社会上做蛋糕的人就越来越少,分蛋糕的人则越来越多,这样的社会,要想不贫穷,那才怪了

 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:历朝历代的统治者,他们是凭直觉去看问题的,而不是凭经济常识,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常识,皇帝们及他们的文人幕僚们凭直觉认为:农民生产粮食,商人消费粮食,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务农、取缔经商。但是这群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:商人虽然不务农,但是商人的经商活动会給农业发送巨大的需求信号,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务农、而且是更好地务农,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,农业才可能集团化发展,才会有人发明杀虫剂、农业机器、以及各种提高农业产量的高科技,进而才会有工业科技的发展,国家才能富强,社会才能真正长治久安。

  可见古代中国人贫穷,在于统治者的三观不正。农耕文明无法造就富强的国家,农耕文明也根本无法抵抗商业文明,懂得了这一点,我们回头再看过去200年发生的种种,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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